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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学校担任民办英语老师的叔叔，就在此时，从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办公室里，向我走过来。我有些害怕，他瘦削的脸上有种不怒而威的力量，这力量可以让我原地静止不动，仿佛孙悟空施了定身术。就在上个月的周末，他骑车带我回家。车从公路拐向乡间小路的那一刻，因为紧张，我的右脚忽然被卷进车轮的辐条中。怕惹怒了叔叔，我忍着疼痛，大气不敢出一口。但叔叔很快因为蹬不动车轮，不得不停下来。发现我的右脚插在辐条中，已被磨出鲜血之后，他勃然大怒，将我大骂了一顿。到家后见到我的父母，也没忘记再奏上一本，抱怨我像个傻子，自己把脚伸进辐条里不说，竟然还哑巴一样一声不吭。

　　我几乎被吓住了。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经写过什么，又是何时将稿子投出去的。我至今怀疑那篇发表的文章，或许是好心的语文老师，将我的一篇考试时的小作文，无意中推荐出去，但他自己却忘记了。也或许，的确是我自己跑到邮局，将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咚一声投进了邮筒，而后一转身将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当然，也可能是语文老师带我们去县城里参加作文竞赛，我的作品最终被作为优秀范文发表出来。作文竞赛写了什么，我早已忘记，只记得爱抽烟喝酒写忧郁诗歌的语文老师，带我们经过县城大桥时，停下来买了一个西瓜。他大方地请我们一人吃了一片，剩下的半个，则用塑料袋包起来，带回家给老婆吃。他的老婆在我们学校教英语，和叔叔一样也是民办教师，后来干脆辞职，在食堂里卖起热乎乎的肉包子。于是某次上课的时候，语文老师便醉醺醺地告诫我们，要舍得花钱吃饭，这样才能对身体好，更有利于学习。他没有挑明让我们吃些什么好饭，但是学生们都知道他是在暗示我们，去吃他老婆在食堂里卖的香喷喷的肉包子。

　　那时的三十块钱，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，我因此有被彩票砸中的晕眩感。尽管我的名字“王苹”中，苹果的“苹”字，被错写成浮萍的“萍”，但在人人都认识小镇邮递员的上个世纪，这点错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，就是行走的身份证。如果他不认识邮局工作人员，也没有关系，在乡镇医院工作的一个远房爷爷，可以跑过去为他证明一下。这么一件天大的喜事，几乎让所有人都相信我将来会考上大学、成为作家的证明，谁会不乐意跑一趟呢？事实上，稿费单上标记的数额一点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像一张尚未开启但却有着巨大诱惑的福利彩票，向我身边的所有人，宣告着我的熠熠闪光的未来。这一缕光，也吸引了站在邮局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，他几乎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为父亲服务，而父亲昂首挺胸的自信模样，也让他完全忽略了“苹”“萍”两字的微小差异。没有人会冒领如此大的荣誉，如果有人敢，他的名字就会被钉死在小镇口口相传的历史纪念碑上，会被一代又一代人的唾液淹没。

　　那篇少女时代刊发的处女作，就这样失去踪迹。而我真正存有记忆的第一篇作品，是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，我在稿纸上刀耕火种般完成的。它发表在西安一家早已消失的校园刊物《好同学》上，是一篇叫做《找朋友》的散文，印象中只有一千五百字，占了短短的两个页码，还配了一幅日本漫画似的插图，是两个亲密无间牵手散步的少女。这是我在即将进入大学前的暑假，坐在家里的竹制摇椅上写成的。那一年我十八岁，刚刚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。

　　我记得胖胖的班主任倒背着手，在拥挤燥热的教室里，笑眯眯地走来走去，注视着五十多个学生，翻阅着手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，彼此商讨着该报哪一所大学。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决定自己的未来。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子，更不会网上冲浪，所以我的未来，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，或者班主任的一句线分的成绩，应该报什么学校。山东大学？还是山东师范大学？反正走出山东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对于我这样出生在泰山脚下一个小小村庄的女孩，那几乎意味着哥伦布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。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个城市。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个本科高校的名字，最终在眼花缭乱中，决定像父辈一样保守，留在山东。于是，我对着几所师范大学，抬头求助式地看了一眼经过身边的班主任，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指点。他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，他对此颇为骄傲。而在我们眼里，他就是权威，我们相信他，胜过相信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母。喧哗中，我听见他漫不经心地扔给我一句话：

　　那是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，班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，因为负责分发信件的她，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媒介。于是每逢她像骄傲的小母鸡一样，举着一沓信件，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，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怦怦乱跳。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，告诉班里的同学，就连最好的舍友也不能告诉。这是我的秘密。所以我就假装等待高中同学的来信。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好友颖写信，但即便如此，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。我要守口如瓶，直到作品发表的那一刻。

　　“你肯定发表了什么作品！看，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！”她站在我的身边，底气十足地向我、也向每一位同学喊道。因为兴奋，她圆圆胖胖的小脸红扑扑的，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红酒。她是一个回族女孩，饮食上和周围人有些不同，因为一次无意中的冒犯，我们还产生过不快。但她却非常热爱文学，热爱读书。因此她尖声的叫喊是炽热的，真诚的，好像让整个世界都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“作家”！我因此爱她，甚至想要讨好她。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的城市的杂志，不仅仅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，印成了铅字，还为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的来信！

　　是的，几百封！那时互联网刚刚普及，QQ还没有铺天盖地使用，我还不曾开设第一个电子邮箱。因此，纸质刊物是人们最为信任的媒介，刊发作品时，编辑还会将作者的联系方式附在文末，以便读者和作者互动交流。不仅如此，杂志还会帮想要找朋友或者笔友的读者，免费刊登一则寻友启事，除了地址邮编，也可以附一句自己喜欢的格言警句，或者抒发内心憧憬的豪言壮语。年轻的学生们，就凭着这一句话，将一封洋洋洒洒长达几千字的书信，寄往陌生的地址。这篇《找朋友》的作品，果真给我带来一位也爱舞文弄墨的笔友，他在武汉军校读书，故乡就在曲阜，他熟知这里的一切，他因此想要认识我。

　　那时的笔友，大多喜欢谈论人生理想，而今看来，书信是一种如此古老又如此深情的方式，让我们可以与这个世界温柔地对话。两年间，我们写了多少封信呢，我都忘记了。我只记得将笔友的书信，订成厚厚的一沓，珍藏在箱底。如果后来我不再继续写作，我们将会永远失联。但他却在十年后，通过我的笔名安宁，在网上搜索到了我的电子邮箱，而后写信给我，告诉我之后的人生经历。他在军校毕业后留在了部队，后又被派往内蒙古，驻守在边疆城市呼伦贝尔，并在那里结婚生子。写信的那一年恰逢他转业，所落脚的城市，竟然是我打算一生栖居的城市呼和浩特！

　　我因此完全不记得这篇作品究竟写了什么。我只记得名字，它也完全没有电子版。我试图在百度上搜索它，但踪迹全无。倒是很多年后，母校公众号做了一期我的访谈，提及校园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，提及写十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的青葱岁月，这些热烈的回忆一定打动了我的前男友，隔着千里迢迢的距离，已经和我完全失去联系的他，竟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篇采访，并附上一句类似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之类的感慨。我们共同的好友小菜看到了他的转发，兴奋地截图给我。于是两个人哈哈大笑着，聊起那些与我的处女作一起消失的美好时光，以及校园里衣裙飘飘的漂亮女同学，和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教授。

　　所以，我只能将我研究生时期，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青春小说集《寂寞时，我们远离爱情》，作为我的处女作。这个听起来纯粹为吸人眼球的书名，是出版社责编所起。书中汇总了我本科时代所写的短篇小说，都是校园故事，大约十五万字。除了我手头仅有的两本，旧书网上偶尔可以搜索到的极少量存书，这本书也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，没有人记得它，也无人会读到它。就连我自己，也只在打开书柜时，才会想起来翻看一下。但我并不会阅读那些文字，因为它们如此稚嫩、青涩，让我脸红心跳。但恰恰是这样一部拙劣的作品，像垃圾堆里肥沃的泥土，让写作的种子穿过砖头、瓦块、塑料、杂草，破土而出，茁壮成长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