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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康有为门下的广州万木草堂求学三年后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春，梁启超与康有为结伴进京参加会试。此前的1893年，康有为在连考七次后，终于高中举人，于是师徒二人结伴进京。不承想此时正值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，李鸿章刚刚代表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遂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，邀请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清廷，要求拒和、迁都、实行变法。此后，梁启超又在《万国公报》和《时务报》中担任主笔，阐述维新变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，很快就名满全国。

　　同样作为时代青年的郭沫若后来也评价说：“平心而论，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。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，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，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。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，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、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，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。二十年前的青少年——换句话说，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——无论是赞成或反对，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。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，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。”